春节期间，嘉定安亭镇许家村第7村民组的20多位老人各收到一个300元的红包。村干部告诉他们，送红包的是已经搬离村子的企业家孙菊明。惊喜自然是有的，但老人们并没表现得很意外：小孙送红包不是头一趟了。 有些老人并不认识孙菊明，但知道他是个“一本正经”、恪守传统礼法的人：孙菊明20岁左右入伍当兵，服役期间祖父去世，他没能赶回老人跟前；但此后他每年都为祖父办忌日。 去年，孙菊明99岁的祖母过世。他为所有参加葬礼的村民准备了“寿碗”——为高寿老人办丧事，主人家待客用的碗被称为“寿碗”，取“寿碗”可以传递“长寿之气”的意思。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孙菊明很有心地统计了整个村民组7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。 “我在村里听说一桩纠纷，有对婆媳关系非常差，媳妇有次和婆婆打闹，把老人推下了楼梯。”孙菊明不太接受得了这种事。在他的家庭，敬老和礼让是基本的家教。作为同辈人中最年长的一个，他经常扮演调解家族纠纷的“大家长”角色，“连小夫妻吵架都要管”。但是身为外人，他对其他家庭的矛盾没什么话语权，于是有了送红包这一“旁敲侧击之策”：“我一个局外人都能送钱孝敬你家的老人，你作为子女，会不会反思自己？”孙菊明不知道这招有没有用，“反正，如果别人待我父母比我做得还好，我是会羞愧的。” “人年纪越大，对父母的思念越是深重。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孙菊明放弃镇上的公务员职位下海创业，一度远离上海，“年轻时在外面，不觉得有多依恋父母。所谓‘行孝’，不过是偶尔回家，陪爸妈说会儿话。40岁以后，越来越愿意跟长辈交流——祖母在世时，我几乎每周都从市区回村陪她。” “红包能有多少钱？谁缺这两三百元？”年后，记者在许家村见到午后晒太阳闲聊的老太太们，春节即将结束，孙菊明的红包却仍是她们的话题，“他要照顾自己的妈，还有个生重病的老婆——就这样还能考虑别家的老人，这份心意是难得的。” 老太太们说的“重病”是尿毒症。24年前，孙菊明的妻子被查出患有尿毒症，医生断言她活不过3年。 “最开始，每周要做2次透析，每次收费40元，我当时的月工资也就42元。5年时间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。下海经商，便是这时候的决定。”孙菊明从做美容器材起家，有了自己的企业。这些年，透析的开销从40元一次涨到400元一次，频率也从一周2次变为一周3次，陪妻子看医生，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内容。 “成天跑医院，我算是看得多了。尿毒症是个无底洞，钱像流水一样砸进去，却不可能把人治好，只是一天天地延续生命。我经商有了点积蓄，还能负担这份支出；很多普通家庭的病人，治到倾家荡产就没下文了。”几年前，孙菊明的父亲因为胃癌去世，更是改变了他的很多观念。现在的他坚定地觉得，“有钱应该花在生病之前，等到生病，也许就来不及了”；所以，他希望老人们能用压岁钱来买点吃的喝的，好好照料身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