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在统计去年材料时发现，在创业苗圃去年接受的92个项目中，上海籍当家人有58个，占到了63%，据杨浦科创中心提供的调查数据，近两年来，上海本地青年白领当老板创业的比例已占到创业苗圃内新创企业的50%以上。而2005年，复旦大学周边创业园里的30多家初创科技企业中，只有4家的创业者是上海籍青年。
这一发现令谢吉华惊喜，同时也引起了他的思考。因为杨浦区创业苗圃在接收项目申请时，并没有特别关照上海籍学生，数据“天然”地反映着上海年轻人这些年对于创业态度的变化。
低风险，让上海娃放下包袱
没有复杂的手续，不需要到工商部门注册，做得好有人指导你成立公司，做不好也能全身而退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带上你的好想法，入驻苗圃，接受为期半年左右的创业培训——像这样关于创业苗圃的介绍，现在几乎每个在校大学生就能接触到。
一直以来，上海人多给人以“沉稳、谨慎、精明”的印象，而这种“有10分本事也只说7分”的性格，似和需要冲动与激情的创业情怀格格不入。要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人群性格，谈何容易，但如果能将创业这件事的风险降到最低，让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有放手一搏的机会，保不准这些人里就会出几个“马云”、“乔布斯”。
正是找到了创业苗圃，从6岁就开始想做大老板却一直“纠结”要不要辞职的徐晓青，才放弃原来不错的工作，开始走上创业之路。她直言，上海人思前想后的沉稳性格在她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：平时她与一家送货公司一直合作得很顺利，但她还是建立了应急方案。这份从2009年“尘封”至今的应急方案不久前派上了用场，由于过年期间物流较大，合作公司居然瘫痪了，徐晓青靠着一部手机就组建了一支自己的“送货小分队”，“我敢说这么快就能恢复送货上门的，整个上海只有我们这一家。”徐晓青有点得意地说。
尽管在苗圃中，创业基本上是一件零风险的事，但徐晓青还是会想，如果失败了，我该怎么办，她说：“在上海创业，我们本地人比外地人有优势，至少失败了我们还能回到父母那里去。”
其实除了回父母那里去，去年创业苗圃还推出了一个名为“种子封存计划”的政策，来帮助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创业的青年人。创业项目可以在苗圃中封存两年，两年中，创业者可以在任何时间“唤醒”它继续创业。这一计划进一步降低了创业风险，目前已有3个项目进入封存状态。
父母关，难度逐渐降低
几乎记者采访的所有年轻创业者，都受到了来自父母的压力，对他们来说，要遵循自己发自内心的创业冲动，最难过的无疑是父母这一关了。
培训机构求职培训机构CareerFrog创始人、首席运营官卢明霞现在是一个17个月大的孩子的妈妈，辞去工作决定创业的时候，她的孩子才4个月，可以想象，她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。
“我父亲就是一位创业者，大概是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走他们走过的路吧，我父亲就觉得，女孩子到500强企业工作就不错了，钱不少又体面，何必走这条艰辛的创业路。”卢明霞父亲的想法代表了许多上海父母的心态。
是当大公司的一颗“螺丝钉”还是做小企业的“领头羊”，卢明霞心里自有考量，她对父母说，在大公司里我的想法要经过老板的老板才能反映到，往往这个流程走到一半，她的热情已经“消退”，但在自己的公司，她的想法第二天就能付诸实施，这种速度和效率让她着迷。一番开诚布公的交谈，换来的是父母的不支持也不反对。“现在的父母比以前已经开明很多，他们会愿意听你说，也会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你，如果你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，他们不会阻拦你。”卢明霞说。
“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父母，在孩子毕业后不是第一时间催他们去找工作，而是让他们去旅游或者出钱让孩子干自己喜欢的事。”谢吉华说，“这一是说明现在的家长富裕了，二是说明他们培育孩子的想法和以往比更开明了。”事实上，几年的创业导师生涯让谢吉华知道，有了阅历和想法再来创业的孩子，更容易成功。
对男性创业者钱文来说，“丈母娘”成了反映一个城市对创业者态度的风向标，1986年出生的钱文至今还未找女朋友，就是担心丈母娘看不上他这个还在不断往项目里投钱的“穷小子”。
“在这点上，温州人比上海人更有优势。”由于从小跟着做生意的二叔耳濡目染，徐晓青对此深有感触，“温州人特别支持自己的孩子做生意，他们几乎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而上海家长虽然这些年有所改观，但我们还是有非要争一口气给父母看看的想法。”
